关于上古汉语音系有无清鼻音,有几套等问题,前人多有争论。就目前所掌握的例证与音系内部逻辑来看,可将前人所拟的多套声母音位化构拟为一套(**sN->*hN->)*N̥-,通过条件音变解释其分化演变机制。
There are many disputes about whether there arevioceless nasal consnants in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y, and about how many sets there are. Based on currently known evidence and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phonology, it is possible to combine multiple previous solutions into a set (**sN->*hN->)*N̥-,and explain their development through conditional sound changes.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字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标志。殷墟甲骨文距离现在3000多年,3000多年来,汉字结构没有变,这种传承是真正的中华基因。”如果从甲骨文算起,以汉字为载体的汉语文献已经具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且从未中断,这在人类文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汉字是表意文字,即便是面对目前所知最早的甲骨文,一般人都可以在通过学者讲解或阅读书籍直观了解相关文字形体、构造和本义。但汉字不是表音文字,无法通过字形确知古代汉语的读音,尽管目前已经可以通过西汉西域地名译音、东汉佛经译音窥探到汉代汉语读音的信息,但时代更早的汉字读音就没有相对直观的表音材料可为佐证,而必须寻求其他方法。在这方面,国内外汉语上古音研究学界为此付出了艰辛的探索。上古汉语读音一般分作声母、韵部两部分,由于《诗经》是儒家经典,且是押韵的,历代学者无不对此高度重视,也相对较早地从押韵的角度考订清楚了其中的韵部系统。但押韵不会涉及声母,汉语声母研究由于研究材料和方法的限制,长期以来进展缓慢且多有争议。关于汉语清鼻音声母问题的研究是近百年来争议的主要焦点之一,不仅王力、董同龢、郑张尚芳、潘悟云等国内名家对此情有独钟,西门华德(Walter Simon)、卜弼德(Peter A.Boodberg)、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雅洪托夫(C. E. Yaxohtob)、蒲立本(E·G·Pulleyblank)、斯塔罗斯京(Sergei AnatolyevichStarostin)和白一平、沙加尔(William H·Baxter& Laurent Sagart,2014)等海外汉学翘楚也积极参与讨论。他们不仅在是否需要将清鼻音声母独立为一类上展开讨论,在具体构拟几套上也有分歧。一套、两套、三套清鼻音声母的构拟方案均曾被上举名家提出,争议激烈,至今未能达成共识。
《上古汉语清鼻音声母音位化构拟新探》在批评继承前人研究基础上,从音位化构拟的新视角出发,全面分析《广韵》谐声这一封闭性材料,结合甲骨文、金文与战国简帛等出土文献资料,开展古文字与上古音结合研究,最终发现前人所构拟的多套清鼻音声母之间实际上存在条件性的互补。而一套构拟方案所面临的诸多例外,完全可以从条件音变的角度得到合理解释。本研究为上古汉语清鼻音研究开辟了新思路,为此重大疑难课题的破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将有力推动上古音研究的进展,也将会为相关声母问题的探讨提供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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